编者的话：
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智者，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教师节这一天，我们都会向自己的老师道一声问候，送上一句祝福，表达感恩与惦念。
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苏培成而言，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是他的授业恩师，更是他的人生导师。1960年，苏培成在北京大学读书，跟随周有光先生学习“汉字改革”课程。“文革”结束后，他与周先生鸿雁往来，讨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问题，得到周有光先生许多鼓励与帮助。他参与编写的四卷本《周有光语文论集》，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特等奖。半个世纪的交往，苏培成与周有光先生建立起深厚、纯真的师生情谊。周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风趣幽默的人生态度，老而弥坚的求索情怀，令苏培成敬仰，也激励着他在专业道路上不断奋发。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在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苏培成写下《至深至纯师生情——与周有光先生二三事》一文致敬恩师。《语文文字报》刊发这篇文章，与读者共同感受这段至深至纯的师生情。同时也向广大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节日快乐，祝老师们桃李天下、平安幸福！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系里曾邀请周有光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字改革课程，这样，我便有幸成了先生的学生。“文革”结束后，我和先生的来往增多，在这里只说一些往事。
一
我曾一直努力要为周先生出版多卷本的文集，为此也和几家出版社联系过，但都未能成功。2000年2月初，我向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郝铭鉴先生提及为周先生出版文集的事。郝先生对周先生素来敬仰，很爽快地同意出版四卷本《周有光语文论集》，并由他自己担任责编，不过要我大力协助。我自然义不容辞，乐于出力。我把这件事报告给周先生，他也很高兴。周先生在和出版社签订合同时，特别注明“主编是苏培成”。我拿到这份合同稿把它转交给出版社时，删去了这句话。因为这些文章是周先生的著作，我很愿意做一点编辑加工，谈不到什么名利。这部论集出版时没有具体署名由谁主编，只在《出版说明》里提到“论集的编选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苏培成同志承担”，这就足够了。
我和周先生很快就开始了论集的编选。周先生极为认真，经过多次往返商讨，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前三卷收录七种单行本著作，如《汉字改革概论》《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比较文字学初探》等，第四卷收单篇论文。每一卷文稿先由我复印做编辑加工，整理好后由周先生审定。周先生同意后，寄到出版社。出版社打出校样负责前几校，我负责终校。我、周先生和出版社三方面合作愉快，工作进展顺利。2002年2月，论集出版，郝铭鉴先生亲自带着样书来京，我们一齐到周先生家。周先生专注地翻看样书，表示满意，至此，我终于了却了这桩心事。
二
200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的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开展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奖的评奖。我看到征集评奖作品公告后，按照委员会的要求买了三部《周有光语文论集》，亲自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申请参评。事有凑巧，过了不久，我收到吴玉章基金会的聘书，聘请我为这次评奖的评委。我被分在语言学著作评选小组，组长是胡明扬先生。虽然我推荐了周先生的文集参选，但因我不是参评著作的主编，倒也无须回避。8月份，评选开始。我所在的小组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郭锡良说：“我认为在语言学类参评的图书中，只有《周有光语文论集》够得上特等奖！”他的意见得到了其他专家的响应，《周有光语文论集》最后被评为特等奖。
当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颁奖典礼。周先生要我代替他写“作者简介”和“成果简介”，并且叮嘱“尽量简短，切勿夸张”。那年周先生已经102岁，出门要坐轮椅，由儿子周晓平推着，乘坐外甥女婿家的汽车。周先生嘱我把这些情况先和会议秘书处说明。如果颁奖典礼在上午，他请我先到他家，和他一同坐汽车前往。我很愿意参加这次颁奖活动，遗憾的是那一天要到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中日韩汉字学术研讨会，我是中方代表，不能请假。我把情况对周先生说了，请他原谅。后来，我听颁奖典礼上周先生发言的录音，听到周先生说：“我的孙女在念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圆。’这就是我的写照。”风趣幽默的话，使全场气氛十分活跃。
三
在2007年的那次评选中，有一部参评图书是《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胡明扬先生要我仔细看看这本书，提出初步的意见供各位评委参考。我认真读了这本书，可是有的地方自己也拿不准。我就想起了周先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把书转给周先生，没几天就收到了周先生写来的读后意见。大意是：“把汉字说成是表意文字。不妥。这种旧说法，不符合事实。汉字中有假借字和形声字，都表音，而且数量大。汉字是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书中胡乱混淆语言学和文字学。不妥。文字学在逻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但是语言学的理论不能胡乱用于文字学。”
虽然这部作品最后落选，未能获奖，但书中引用的1992年美国学者D.S.白瑟拉托（D.S.Besserat）《文字以前》（Before Writing）中的话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周先生没有读过这本书，很想读一读。他对我说，你看看北大图书馆有没有。我到北大图书馆一查，还真有，于是借出来给周先生送去。那时周先生正在生病，住在隆福医院，我到医院把书交给他。这是本很厚的英文书，但不到半个月，周先生就把书读完了，由儿子周晓平还给我，我再还给图书馆。102岁的老人，生病住院期间还在认真读书，这令我敬佩又惭愧。我比周先生小30岁，却没有他那种强烈的求知欲。
今年6月，周有光先生和我的通信集《语文书简》出版。书中收入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118封。本文讲的内容，在这些信件中都有反映。《语文书简》出版后，语言学界一位有影响的专家给我发来邮件，谈了他的读后感。他说：“昨天一口气读完了《语文书简》，这才知道您和周先生之间的师生情有多深、多纯，多么珍贵。我也从中获得做人、做学问的许多教益。”我受了他的鼓励，就化用他的话作为本文的题目，用以自勉。
（作者苏培成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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