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规模只能越来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来越细致和复杂——法律的复杂折射社会本身的复杂。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讲到一段话，有助于让我们思考法律产生的故事。
孟德斯鸠说：“一个政体越接近共和政体，裁判的方式就越确定；在拉栖代孟共和国，民选长官断案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法律作为依据，这是一个弊端。罗马初期的执政官们的裁判方式也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一样，但因感觉不便，所以制定了明确的法律。”孟德斯鸠说：“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
阅读孟德斯鸠的论述时，想到法律的起源，实际上可视为具有司法和立法两种起源，而人们以往常忽略这种区分，认为二者是一码事，或者认为二者同步进行。细分起来，有关司法与立法的两种来源，仍可细分：第一类，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的官员在裁决时所依据的法律或所创设的法律。第二类，专门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或所创设的法律。第三类，立法者订立但与司法关联不大的法律。第四类，立法者订立的司法亦作为依据的法律。
所谓行政官，在法律起源年代，就是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酋长或能人一类的人物。他带领大家干活，进而行使分配权。当他亲自处理本部落的纠纷时，他扮演着法官，也就是裁决者的角色，当此时也，他便兼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他既然掌握了双重权力，便容易让裁决形成权威，如果遇见新的纠纷双方，他便会复制或图省事地用起他用过的规则，这便是第一类司法式法律的诞生。
但他也可以委托他人处理，而受委托的人可以是一个巫师，因为他掌握神意，可以根据神意作出裁决；可以是一个长者，因为他德高望重、社会经验丰富，所作裁决被人们信服；可以是一个公道的人，因为裁决无非要求得公道的结果，这样才能息事宁人；可以是一个专家，他有知识，明事理，能够充分地给纠纷的双方讲透道理。当此时也，这个受托的人便成了专门的法官——至少不是集行政与司法权于一身的那位酋长式部落负责人。假使这个受托的人再找两个助手，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他们专门思考纠纷解决的原理，从一件事情一个解决方案，过渡到一类事情有一种规则，这便是第二类司法式法律的诞生。
而假如部落负责人为了管理部落，自己明确一些理念，制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有的有惩罚条款，有的未必有，但都可以被称为他所制定的法律。但这些法律未必需要专门的法官来适用，而有可能直接由部落负责人自行适用，也即和纠纷解决时的那类法律不太一致，这便是第三类法律的诞生。
假如部落负责人召集了若干有经验的人一起参与制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用于管理部落，同时也可以让专司纠纷解决的官员来适用，这便是第四类法律的诞生。可以想象，在第四类法律诞生的场景中，部落负责人面对的是一个较大的人群，这个人群里出现了较多的陌生人，出现了诸多复杂的事务，甚至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例如，洪灾来临时，抢食物的人多了起来；打起仗来，投降的人多了起来；几个部落联合，彼此都不太服气，这些复杂局面，部落负责人一时不好独自面对，便有了一个议事机构改革，便制定一些规则，希图能够统一施行，遇到纠纷时统一适用。
我们能够设想老子的理想场景，小国寡民，在这里，就不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律，而只需要愉快的相处，很可能针对老子提出的这种模式，孟德斯鸠说：“中国的著述家们老是说，在他们的国家里，刑罚越增加，社会就越临近于革命。这是因为风俗越浇薄，刑罚就越增加的缘故。”然而，无奈的是，随着觅食能力的增强，人类社会的规模只能越来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来越细致和复杂——法律的复杂折射社会本身的复杂。然而，当法律越来越多时，我们不能忽视法律起源时的前述分类，因为四种分类里，嵌刻着不同的智慧、理念和风格，与公道有关，也与对人的行为形成的激励或畏惧感有关。当然，四种分类里，主要表现的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来自司法，一个方向来自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