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7月3日，弗兰兹.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父母一心忙着做生意，顾不上管他，他只能跟奶妈、老保姆、刻毒的厨娘、忧伤的女教师厮混在一起，童年“恐惧而孤独”。有一次他试图撒娇，半夜吵着要水喝，其实并不渴，父亲声色俱厉斥责了他，眼见未能奏效，便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挟到阳台上，关上房门让他站了很久。从此以后，他学会了“独自生活”，并且学着在没有父母的生活中也能正常应付。
1889年9月16日，卡夫卡进入小学读书。“精力充沛”的厨娘每天送他上学，厨娘让他听话和快走，并且威胁道，如果他胆敢不照办，她就告诉老师，说他在家里多么淘气。因此卡夫卡每天是怀着一种对自己臆想的恶劣行为会被发现的强烈恐惧走进学校，又回到家里的。有鉴于此，卡夫卡在学校里“谦虚，安静”，是个“优秀生”和“模范生”。
1893年9月19日，卡夫卡进入中学读书。本来卡夫卡应该读五年级，由于学习成绩好，父亲望子成龙，就让他跳级直接读了中学。他在中学时代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包括但不限于柏拉图《辩解学》，奥维德《变形记》，歌德《少年怀特的烦恼》等等，并且开始写作，时年13岁。
不过后来他把这些习作全都烧了，谁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啥玩意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此时他下定了日后当一个作家的决心。因为在孤独乏味的生活里，“读书乐趣是他从不后悔的唯一享受”。
1900年暑假，卡夫卡接触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用生花妙笔写道：有一种活的纪念，它像深情的手那样轻轻抚摸一切值得纪念的东西。如果从这灰烬中升起火焰，熊熊炽热，猛烈强劲，而你则往里面凝视，像被神奇的魔力吸引了，那么，这样纯洁的纪念，人们只能写在洁白简朴的纸上。
他写这段话时，尼采刚刚去世10天，而他根本不知道尼采去世的消息，这就叫冥冥中自有天意吧。
1901年7月，卡夫卡高中毕业，全年级84名同学，只有24名完成了毕业考试。毕业考试“令人望而生畏”，有的同学因为多次考不过开枪自杀了。卡夫卡六门功课成绩非常好，是“值得赞扬（良）”和“令人满意（及格）”的。10月，卡夫卡顺利考入大学，学习化学。本来他想学哲学，又怕学了哲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只好弃文从理。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入学仅仅两个星期，他便转入法律系。因为他发现化学非常难，“完全不适应实验室里的任务”。大学生活单调乏味，法学枯燥无趣，卡夫卡只在考试前才会突击一下法学知识，其他时间都在阅读哲学和文学之类书籍。
1906年，卡夫卡大学毕业，艰难地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来到一个地方法院实习。白天上班，晚上在小酒馆打台球消磨时光，跟朋友“长距离无所事事的散步，从市中心走到郊外”。回忆起这段“值得同情的时光”，他说，“人们不会把辛苦挣来的金钱，但会把游手好闲耗费掉的时间带进坟墓里”。
实习期满，卡夫卡并没有留在法院工作，而是进了一家私人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门槛很高，为此他找了朋友的舅舅帮忙，“经过数个星期之久，铺平了道路”。刚进去先当“临时助手”，等到学完所有保险法课程，方才独立处理新业务。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说，保险“像原始部落的宗教，相信通过种种操控手段可以避免灾难”。
卡夫卡被分配到人寿保险部门，主管统计方面的工作。一星期工作六天，部门领导恐吓、责骂和吼叫是办公室日常交往中司空见惯的事。上班时间工作单调，同事之间竞争激烈，办公室气氛非常紧张，下班以后百无聊赖，卡夫卡很快意识到，这种生活状态时间长了他会挺不住的。为了排遣孤独，他经常出入酒吧、咖啡馆和小剧场，并且利用节假日四处游历。
1909年2月，卡夫卡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跟所有初习写作的文艺青年一样，文字变成铅字给他带来“极其强烈的感官享受”。并且他逐渐意识到，晚上八点到11点是最佳创作时间，因为他需要“绝对的安静”。从此以后，一个泡吧看剧的单身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隐士，他逐渐从朋友圈消失了。
卡夫卡每天下午两点下班，只有星期四需要工作到六点。每天下班后吃过饭，他就会在沙发上或者床上躺一会儿，但是一般都睡不熟，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或者浅层睡眠状态。睡一会儿便出去散步，晚上再吃饭，吃完饭开始写作。
他在下午睡觉时，清醒和睡眠，幻想和梦境诧异莫名交相融合，醒来以后，“所有的梦都聚集在我周围，但我竭力避免仔细考虑他们”。他曾梦见自己被安置在一所大房子里睡觉，屋里尽是些出租车，汽车，公交车等等，这些车辆一个劲互相挨着，上下重叠着，互相穿插着行驶，车上的人别的什么都不谈不想，一味地只谈工资标准，书信往来，结交朋友，小费，假钞等等。
这种如梦似幻的状态让他非常痛苦，非常疲劳。醒来之后，他便把这些梦记录下来。心理学家佛洛依德说，“白日梦幻是文学写作的发动机。他们紧贴着变幻无常的人生印象，随着生活处境的每一处波动而变化”。
1912年11月17日，星期天，卡夫卡久久躺在床上，不想起来。这种赖床时光是他“写作能力的意识。想要什么，都可以从心中发掘出来”。他做了一个不安宁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壳虫。他此时正在酝酿一篇新小说，便是日后让他声名大振的《变形记》。
《变形记》讲述了一个“未婚的，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名叫萨姆萨的旅行推销员，一日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棕色甲壳虫。他丧失了说话功能，试图说出来的话“变成甲壳虫的叫声”，但是有着人的思维，能用人的头脑思考一切，观察一切。家人开始同情他，怜悯他，关心他，照顾他，随着时间推移，便开始讨厌他，“（他）只配当垃圾扫出去”。最终他不幸死掉了，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这篇小说花了卡夫卡七天时间，他称其为“一个极其令人恶心的故事”。
卡夫卡父亲为让儿子过上好日子，就给他在一家石棉厂投了笔资金，让他成为不参与实际业务的股东，但他需要起草一些合同和条款，并且经常去工厂处理跟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这就把卡夫卡的下午时间占用了，卡夫卡非常烦恼，与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吵完之后“躺在沙发上就如何从窗户往外跳考虑了一个小时”。他久久站在四楼窗前，就要不要跳下去沉思良久。幸好母亲及时发现不对劲，把他拦了下来。母亲遂让叔叔替他去工厂视察，卡夫卡保住了下午自由支配的时间。
由于卡夫卡并非专业作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保险公司一个重要部门（主要核算理赔这部分）负责人，“公司离开他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他的写作状态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一年只有三四个月写作“爆棚期”，其他时间都处于无力写作状态。
1915年开始，他的工作负担加重了，随着一战爆发，保险公司需要对战争死难者及其家属进行理赔，卡夫卡需要每天加班两个小时，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战争的残酷让他毛骨悚然。
1916年深秋，卡夫卡为了能够专心写作，不受任何干扰，便租了一个“小街像童话里一样安静”的公寓，公寓很小，仅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小厨房。这个位于三楼的住所“冷且有穿堂风”，把他吹得患了肺结核。
1917年7月12日，卡夫卡和相恋多年的菲丽丝订了婚，时年34岁。订婚后一个月，他忽然多次出现咳血症状，有一次竟然整整持续了十分钟。女佣第二天发现被子和地毯上全是血，毫不留情地向他预言，你活不长了。卡夫卡从此经常梦见一个尖牙利齿的女妖用爪子掐他的胸膛。
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这是肺结核。检查结果出来，他向公司领导和未婚妻分别作了通报。当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直到卡夫卡去世四年后，即1928年，弗雷明发现了盘尼西林的抗菌作用，再过14年，即1942年，霍华德才从盘尼西林中提炼出杀死病菌的物质（青霉素），肺结核才被人类攻克。
卡夫卡在1921年说，肺结核也会被人控制并且消灭，任何疾病都会被人控制并且消灭。
卡夫卡一夜之间两鬓斑白。他向公司提出退休，但是公司经理告诉他，公司不可能让他退休，“因为他的工作在公司里不可或缺”。但他可以申请休假疗养。卡夫卡明白，为了未婚妻幸福，他必须跟她解除婚约，因为“有一种爱叫作放手”。当菲丽丝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风尘仆仆赶来看他时，他冷淡且完全毫无感觉地接待了她，并且提出分手。他把她送往火车站，眼睁睁看着她上了火车，明白此生“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回到家里号啕大哭。
卡夫卡来到妹妹的农庄，帮助“喂牲口，修篱笆，种菜园子”，离开喧嚣的闹市，他觉得“没有比这更舒适，更自由的乡间生活了”。但是有了自由的时间，他却没有创作灵感了，终日无所事事，除了帮农场干活，就是读书，还有写日记。
休假期满（其实只有三个月），卡夫卡回到布拉格，照常上班。1919年春天，菲丽丝嫁给一个年长14岁的银行经理，卡夫卡闻讯如释重负，“另一个男人找到她了，（我）轻松了，自由了”。
1920年年初，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卡夫卡被提拔为科长，监督着20多个科室的日常工作，旨在提高工作效率。1921年10月29日，他上完人生中最后一天班。1922年4月，他根据两年科长的工作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城堡》。
卡夫卡的最后岁月一直住在疗养院，靠吗啡镇痛维持生命。天气晴好的时候，朋友们会推着他去阳台上晒太阳。他不能说话，只能写字与人交流。1924年6月3日中午，卡夫卡溘然而逝，死去时依然还在书写，手中握着铅笔。
享年41岁，刚过不惑。
1920年9月，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人们不过就是作为《圣经》中的鸽子被派了出去，没有找到任何嫩草，于是又溜回黑暗的诺亚方舟。